这个系列的上一篇（《谈谈读书的方法之一：什么是有学问？》）批评了传统学问观和它预设的索引/考据式阅读方法，这种方法致力于考索、恢复古典作家写作的真实意图、动机和经典文本的意义。对于古典学、历史学、国学这几个学科来说，这种阅读方法毫无疑问是妥当的。然而，它也有局限性，至少，用这样的方法来读法理学、伦理学、政治哲学的作品会让人误入歧途。在这篇小文中，我将接着上一篇的问题来谈一谈与这种“索引/考据”式读法相对的“对话/批判式”阅读。

“做人头”和做学问

不管愿不愿承认，索引式学问观（和它预设的阅读方法）对我们的法理学有着极大的影响力。许多法理学的研究致力于“做人头”——简称“做头”。法理学研究者把自己学术生涯的最高目标设定为弄懂大师XXX的理论。这里的XXX可以是来自西方的当代理论家，比如英美的Ronald Dworkin或H. L. A. Hart、德国的Niklas Luhmann或Robert Alexy，也可以是来自于古典时代的经典作家，比如古希腊的Plato或Aristotle。做人头不但在西方法理学领域有较大影响，在中国法律思想史领域也一样：只见有人研究孟子的“法律思想”、孔子的“法律思想”、董仲舒的“法律思想”，却不见严对这些经典思想进行学理上的严肃批评与发展。 Read more »

前天陈林林师兄（浙大法理学教授）给我打电话，指出我10年翻译的《法理词汇》（政法大学出版社）中的“霍费尔德”词条可能有翻译硬伤。昨天我重新审读原文、参考相关文献，向师兄请教并讨论了妥当的译法，就在此借助网络这个平台来勘正一下错误。

主要的错误在原书“霍费尔德”词条第183页“四种类型的权利”标题下对于四种权利关系的定义上。 Read more »

这个系列的上一篇《康德会怎么说？》处理的是动物权利（或福利）的伦理学基础问题。我从康德道义论伦理学的思路出发（但不是他本人的观点）来反驳了极端的反动物权利者，在这一篇中，我将换一个角度，转而处理另一个令我十分感兴趣的话题：道德主张的普遍性和道德批评的合理限度，以及，它们和美德伦理的关系。陈嘉映老师的这篇文章《救黑熊重要吗》其实已经把我想讲的都点到了，但他并没有展开来讨论。我在这里仅仅是尝试着以更为清晰、明了的方式来展开讨论，就当我是为陈老师做个评注吧。我们先从陈老师文章中谈到的质疑开始：

“一次，跟几个救助黑熊的朋友聊天。他们说起常听到的一个质疑：你们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去救助黑熊？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人更重要还是熊更重要？听到这样的质问，朋友们有点儿困惑——是啊，为什么？难道儿童失学不比黑熊受苦更要紧吗？救助黑熊是不是有点儿中产阶级的矫情？

事实上，我不止一次听人这样评论动物保护人士、四合院保护人士。我不是特别肯定，救助失学儿童一定比救助黑熊重要，但我这种看法说来话长，放过不表。就算救助失学儿童更重要，似乎还有些事情比儿童失学更更重要。艾滋病村里的孩子不仅失学，还面临生命危险。那里的成年人也在等待救助。流浪汉无家可归缺衣少食，被拐卖的孩子沿街乞讨还受到帮主虐待，为自己的最低权利抗争的百姓被投入牢房。如果可以问救助黑熊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失学儿童，能不能问救助失学儿童的人士为什么不去救助艾滋病患者呢？”

上面这段话中，反对黑熊救助运动的批评者并不反对动物权利或者福利本身，而是针对救助之对象的排序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道德批评：如果可以对救助的对象之价值做一个排序，那么在序列之中，黑熊权利的保障无疑是排在很后面的。既然如此，难道不应该先实现那些最为重要的价值，其次再谈救助黑熊吗？

这样的说法正确吗？如果不正确，又不正确在何处？对于这个话题，康德伦理学不能给我们什么直接的帮助了，我们得到亚里士多德、Bernard Williams、Samuel Scheffler、Stephen Darwall等哲学家的工作中去寻找可能的思路与讨论方案。为了让思路简单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来依次讨论并回应上述质疑的思路：分别是“过于苛刻”的反驳、“道德批评限度”的反驳和“道德选择本真性”的反驳。

是不是要求太苛刻了？

对上面这种批评最简单明了的回应莫过于：如果这种排序存在的话，并且严格按照这个排序来的话，那么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太苛刻，甚至于脱离现实？ Read more »

因为归真堂上市在即，“活体取熊胆汁”又在网络上引来不少的争议和批评，这其中既有科学上的问题（果壳：熊胆真的“不可替代”吗？），也有道德层面上的争议。我所关心的，更多的是道德争议。陈嘉映老师在财新《新世纪》上的这篇文章《救黑熊重要吗？》讨论得相当细腻与深刻。这篇短短的评论展现出了一名职业哲学家作为“论证专家”所具有的分析、反思能力，同时也深刻地挖掘到了问题本身的复杂与精微之处；更难能可贵的是，陈老师通篇以平白通晓的语言来谈论道德哲学问题，不掉书袋不装逼，清晰简洁，富有修辞性，堪称哲学家参与公共讨论的典范之作。

在陈老师这篇评论的启发下，我在这里也想借机来简单地谈谈活体取熊胆汁所涉及到的许多道德哲学问题。比较相关的问题有：动物福利与权利；道德要求的普遍性与中立性；美德伦理与道德义务。不急，依次一个一个来，今天先谈第一个。

伤害熊是一个“道德”问题吗？

把熊用铁链锁起来剖开它的肚子然后把一根细管插入它的胆囊，从这一刻开始，这只熊终其短短一生，都在为某些人的利益贡献胆汁。如果我接着问你：“这样做道德吗？”毫无疑问这样的行径可以用“残忍”、“没人性”等语词来描述和评价，但动物的道德权利毕竟是十分晚近的现象，毕竟，世界上还有许多“人”的道德权利都还没得到保障呢，又遑论动物。不难想象，会有人质疑这个问题本身：道德是适用于人类自身或者人和人之间的，对于动物来说，无所谓道德不道德。为了加强这样的说法，她还会再反问你一句：你认为伤害熊是错误的，你自己就不吃猪肉牛肉羊肉吗？ Read more »

昨天把博士论文翻了下，感慨良多。去年此时，自己还在写博士论文，而一年后的现在，已经开始在大学教别人写论文了。借个地方把论文的后记发上来，如果有幸被文中提及的师友读到，那就更好了。

这篇博士论文是我在浙大法学院五年研究生生涯的总结汇报。对于整个人生长河而言，五年不过小小一个片段。但对我而言，五年的研究生生涯却意味着很多。学习法理学的这段经历不但改变了我对世界的认识，也改变了我对自己的看法。本文的核心关键词是“美德”。如果说美德有智识美德与道德美德之分，那么运气也应当有道德运气（moral luck）与智识运气（intellectual luck）之别。在这五年中，智识运气无时无刻不在眷顾着我。虽愚钝如我，却总能在艰辛跋涉的学术之路上遇到良师点拨、益友相伴，给我许多的信心，让我少走许多的弯路。这如果不是运气，那又是什么？

首先要感谢业师孙笑侠教授。“师恩如父”一词用在孙老师身上恐怕再贴切不过。在我的印象里，孙老师好似一位庄重威严的父亲。老师时刻保持着为师者应有的姿态，不轻易流露他内心的情感。浸润于中国传统中那种师道尊严在老师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而他给予学生的支持与关爱却毫无保留。老师的支持一直是我学术自信心的源泉，老师的宽容更给了我在学术上恣意妄为、跌跌撞撞的自由。每当我遇到困难与考验时，总是孙老师在关键时刻助我一臂之力，最后涉险过关。除了孙老师之外，还要感谢师母黄琪老师。从学业到生活，师母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和师母聊天如沐春风，其中所包含的人生智慧更是令我一生受用。 Read more »

3月16日起微博将全面实名制。这里的实名制就是所谓的“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简单来说，实名制要求微博用户在后台登记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显示在网页上的ID则可以自由选择。此规定一出，引来许多争议，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实名制和言论自由的关系问题：网络实名是不是侵犯到言论自由？这不是一个小话题，用一本书的分量来处理也不过分，并不是三言两语的blog短文能解决的。尽管如此，我还是想在这篇小文章中谈谈我的一些初步见解，给出一个简单（甚至简陋）的思路来论证为什么网络实名侵犯了实名制。并且，这个论证将非常简单，不会有那么多的学术黑话，也不需要太多政治哲学、宪法理论的积累。Here we go！

言论自由的形而上学

类似于“自由”这样的概念可不是凭空就成立的。尽管有一些右派人士持某种“自由公理观”——自由的价值不证自明，但通常而言，如果你主张某个东西是好的或者值得追求的，必须说明它为什么是好的或值得追求的。自由也一样。所以，当我们讨论实名制有没有侵犯“言论自由”的时候，最通常的思路是看看实名制这种做法有没有妨碍“言论自由”所追求的东西。那么，言论与表达的“自由”背后有什么理据来支持，通过这种“自由”的充分实践，我们又有哪些更为深层次的诉求？

对于如何证立“言论自由”，政治哲学、宪法理论上已经有了很多的讨论。简单来说，有以下几种主要思路：言论自由有助于促成真信念（弥尔顿）、自我表达对自治（autonomy）的内在价值（密尔）、意见形成的市场机制（霍姆斯大法官）、对民主政体运作的保障、对公权力的监督和批判等等。这上面的一系列辩护，有些诉诸言论自由的工具价值，比如言论自由的民主、监督功能，民主是目的，而言论自由是手段；有些则诉诸言论自由的内在价值，比如言论自由作为一种自我表达，本身就是个人自治的重要构成要素，不可或缺。这种对于言论自由的深层次理论阐释或者论证，我们称之为“言论自由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freedom of speech）”。

以及，为什么这样的形而上学很难解决问题

沿着这种言论自由的形而上学思路来讨论实名制，支持与否的关键要点就是“实名制”是不是得到了某种言论自由形而上学的支持。以真信念理论为例，参与这场讨论的双方，无论是支持实名制还是反对实名制，都可以从言论自由促成真信念的辩护中找到各自的理据和论证。比如，著名左派青年法学家吴法天是这么来论言论自由与实名制的：

微博是一个通过互相关注和分享观点进行展示和交流的网络空间，因为内容的碎片化和快餐化，对信息真实性的判断取决于彼此之间的认同和信赖。匿名的确很自由，但这种自由很容易走向极端，导致不负责任的言论。

但同时，也有法学家以言论真实这一目标来反对实名制： Read more »

前面写过一篇小短文（《怎样算读懂一本书？》），以戏谑的方式批评了刘瑜老师的读书标准，也表达了我对“考据/原意探究”阅读法的一些初步看法，但又觉得意犹未尽。所以这里再制造一些文字垃圾，谈一下读书的方法。当然，这里谈的主要是狭义的人文社科学术类作品的阅读，更精确地说，是政治、道德理论类作品的阅读方法。

索引式阅读

上个学期给大一新生开了门“法学导论”课程，刚好课程期中作业是一篇短书评。同学们刚从高中上来，还不习惯大学的授课和阅读方式，对读书的方法还缺乏足够的体认。而回顾我自己的求学生涯，自己也曾有一段迷惘甚至于痛苦的读书历程。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从阅读中得到的不过是类似于图书馆索引：哪个牛逼的学者大致就什么话题讲过哪些典型观点，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留下。我相信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阅读经验。我们中的许多人自认为读了不少的书，然而将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阅读之后，得到的只不过是“学者、话题和观点”这三个关键词。

读富勒《法律的道德》，话题是“新自然法”，观点是“追求的道德”、“义务的道德”、“法治八原则”。在这里，观点是几个关键词，但很多时候，观点还可以是语录体的格言。比如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一本书看完，我们可能就记住“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这句法学院妇孺皆知脍炙人口的格言。至于伯尔曼老师的这句格言究竟是修辞式的加强语气还是严格的学术论断，是历史学的实证考察还是法哲学上的普遍主张，这些我们并没有细想，更不必说细细探究伯尔曼用来支持这个主张的细致论证和针对它的可能反驳。

为什么？为什么我一页一页、一字一句翻下来的书，最后在脑袋里就只留下那么一句隽永又牛逼的格言？

什么是有学问？

读书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于学问（scholarship）的看法。回过头来看，反思一下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会发现自己的这种阅读体验和方式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我们对“学问”的看法。什么是学问？怎样又算有学问？我们中国人有一套自己的标准。

所谓学术大师，通常来说就是精通数门外国语、熟读中西经典，对于种种典故文物信手拈来的饱学之士。钱钟书是学贯中西的大师。之所以他是大师，是因为他用你我不精通的语言（德语、法语、古典汉语等）读过你我这辈子根本不可能阅读的书籍。刘皓明曾经苛刻地批评钱钟书是个“绝食艺人”（有趣的是，从刘皓明老师似乎也在自己的这篇文章中秀“绝食”的活），他是这么评价的： Read more »

CZ小站一直都门庭冷落，承蒙各位师友、读者不弃，常来光顾。在新的一年中，我也会努力保持必要的更新频率，谢谢大家那么久以来的支持。

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刻，给大家拜个年，祝各位师友、读者在新的一年“龙”颜大悦，喜乐平安！

Leo

电子杂志第一期发布的时候忙着毕业、找工作，没来得及贴，现在第二期已经火热上市了。猛击《法律理论》电子杂志第二期 ：

第二期目录

访谈

概念分析诸问题——比克斯访谈录(英文版见第9页）

五个法哲学问题——莱特访谈录（英文版见第20页）

 专题： 概念分析与一般法理学

前 言

庄世同：描述性法理学是否可能？

朱 振：什么是法律的概念分析？

张 超：概念分析与法律的实践本质

刘叶深：可能世界语义学与哈特的概念理论

邱昭继：概念分析与自然主义

概念分析文献

 论文

王鹏翔：反对安置命题

Christine M. Korsgaard著，方可译：罗尔斯与康德：论实践的首要性

Andrei Marmor著， 沈宏彬译，法律的性质

评论

Thom Brooks：自主、自由与惩罚（英文版见第137页）

周林刚：原则与政治——关于德沃金的《最高法院的阵形》

学术资讯

附录

第一期创刊号在这里

范立波老师在法律理论博客上贴出了他最近的一个演讲稿，谈法律理论和法律实践的关系问题。推荐大家去阅读，下面是我摘录的一段演讲：

我认为法理学作为对一般性和根本性问题的反思的学问，其主要目的就是要检验法律实践中预设的、通常被信以为真的深层观念或标准。法理学家可以关注法学家的讨论，从中发现他们的问题和困惑，也可以尝试着代法学家发问。如果这些问题是法学家信以为真的或深感困惑的一般性问题，而法理学家能够揭示这些标准的内在矛盾或未被人意识到的面相，或提出新的看法，而且这些努力是能够合理地被接受的，它就能够通过改变法律社群的某些深层共识，进而影响法律实践。

我非常赞同范老师对法理学和部门法之间关系的说明，部门法和法理学本该有一种良性的关系，最终改变法律实践的现状。但目前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一边是法理学者觉得部门法学家没深度，另一边，部门法学家又认为法理学不过是屠龙术，双方缺乏真正的有效沟通和分工。从我的角度看，部门法学家和法理学家应该各打五十大板。

如果比较中国的顶尖部门法学家和美国的顶尖部门法学家，我们会发现美国的顶尖学者常常同时也是极具原创性的理论家，他们对于部门法中的某些核心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并且有能力把这些理论和教义学结合在一起，来重塑整个部门法的面貌。比如芝大法学院侵权法的名教授Richard A. Epstein，他的Taking一书不但是部门法学的作品，同时也是一本重量级的政治哲学、法理学和经济理论作品，没人会把他看作“仅仅是”一名顶尖的部门法学家。而反观中国，我们的顶尖部门法学者缺乏这样的理论素养。这种对理论的轻视也表现在招聘中，国内的好法学院招聘青年教师时只会关心你发了几篇核心几篇一类，而丝毫不会在乎你的已有成果和已做的工作是不是有整体的理论承诺，是不是试图实质性地推进某个根本性的议题。在美国排名前列的法学院，一个应聘者如果有许多出版物，但却没有自己的理论，她就缺乏真正的竞争力。

在部门法学者理论素养不足的另一边，法理学家也应当为现在的局面负责。看看我们顶尖法学期刊上的法理学作品，多半是半学术半时评的文论：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法理学上有什么现成看法——而且常常还是比较法式的大杂烩，简单结合一下，文章完成。我不是批评这种论文，它们自然有其独特的价值。理论家应当回应时代的理论需要，比如哈特和Devlin爵士关于法律道德主义的论战，这样的工作有着重要的价值。但我想说的是，如果这种论文写作的思路成为学科的典范，这就有失偏颇了。这里的问题是法理学家过于直接地面对实践问题，而忽略了生产理论武器这个重要的环节。就像范老师说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在基础理论部分进行反思和批判，为部门法学者思考实践问题提供基本的思路、概念，同时，这样的思路和概念必须包含有一定的彻底性和原创性，而不能用简单的比较法式大杂烩来取代理论家自己的学术使命：

运用国外的理论来解释和说明中国的法律实践，或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固然也算是一种贡献，而且这种贡献也可能是理论上的。但真正的理论贡献，是贡献理论而非应用他人的理论。如果我们只是援引德沃金、波斯纳或哈特的理论来解释中国的法律实践，即使这种运用很成功，它也只不过是证明了这些被援引的理论是好的理论。没有一个有雄心的理论家或理论家社群会满足于应用其它人的理论，而不致力于提供独特的、富有竞争力的新理论的。只有当我们的法理学家能够提出一套与德沃金、波斯纳或哈特竞争的理论时，中国的法理学才算做出了真正的理论贡献。这无疑还是一个长远的目标，因为它要求理论家必须具有将实践予以理论化的功力，目前我们能说的是，理论家要不愧于实践，首先要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理论贡献，并具有做出真正的理论贡献的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