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有意思的一篇短文，作者是原芝大的人文学教授，短文写到了他对中国学者的一些观察。更有趣的是，他还解释了北京来的知识分子对CS和LS怀有宗教般虔信背后的经济与社会因素，同时这篇短文也绝佳地印证了我在《谈谈读书的方法之一：什么是有学问？》中谈到的国人的学问观。

作者:马克·里拉  译者：江绪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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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当我还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候，我首次招收了几个中国研究生——他们从北京来，非常认真。他们来到芝大“社会思想委员会”，希望洞察列奥·施特劳斯的幽灵，后者是一个犹太德裔的政治哲学家，在芝加哥大学建立了自己的事业。他们习惯于对教授们保持一种缄默的敬顺姿态，所以很难搞清楚这些年轻人在芝加哥或施特劳斯处到底想寻求些什么。他们修读课程，勤奋学习，却不事交游。他们身处海德公园，却不属于它的一部分。

在他们学习的第一年结束之际，我找了他们中的一位到我的办公室以便提供一些建议。这位青年人显然极具思想而又诚挚认真，而且他在北京的知识圈中已经极为知名——这因为他在社会学和哲学方面的论著和译作。但在刚选修的我的一门课程中，他却未能通过口头或书面英语很好地陈述自己的思想，这使得我们都有点沮丧。我询问他的暑期计划，然后谈到英语进深课程，并建议他看看这类课程。“为什么？”他问。我感到有点不自在，就直陈事实：精通英语将有助于他与外国学者沟通，也有助于他在本国发展自己的学术事业。他略带优雅地笑了，回答说：“我不太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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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这篇介绍阅读器的文章中，我简单谈了一下我不支持独立书店/实体书店获得国家财政补贴，也不认同国家应当给予实体书零售业以不同于其他零售行业的优待措施（affirmative action）。在那篇文章中没有具体展开我的论证，但有些话实在不吐不快。

我虽身在法学院，但就我的学术偏好来说，其实更喜欢阅读并思考道德、政治与法律哲学中的理论问题。有许多师友认为我的这种学术偏好是不合理的，因为这些都是艰深的纯“理论”，而“理论”与社会实践常常会脱节。很大程度上，他们对理论与实践的看法是大致正确的，但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公共生活仍然需要理论。理论为我们的人生选择、公共制度安排提供意义与说法。

有很多的问题，看上去非常具体，贴近实践，但若没有理论来支撑与阐释，说服力会很有限度。比如：“书店应该得到公共财政的支持吗？”

近来有很多民营的实体书店陷入危机，先是风入松、季风相继倒闭等，最近又有光合作用。网络上有很多读书人喟叹文化的不彰，他们中的许多也寄希望于政府，请求国家给予公共政策上的倾斜，来保护民营实体书店。比如知名评论人郭宇宽，在他的专栏中写道：

现在走遍全国各地，感觉我们这个国家的文化危机真是严重，很多地方都都没书可看了。很多地方书店都在卖些教辅材料，算命，万年历之类的。要么就是摆几本“中国不高兴”，“郎咸平为你解读中国经济”之类的，就已经算是有品味了。年轻人除了上网，几乎没有机会培养宁静优雅的阅读习惯，也没有接触到好书的机会，我担心这样下去，整个国家的性格都在变得粗鄙浮躁。

很大程度上，我同意郭老师的看法（虽然不同意他要求国家积极救助的结论）。中国的图书阅读榜上非虚构类前三名永远是“成功学”，机场书店的电视十有八九都在教你如何出人头地。这样的国家，想成功，真的难。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国家该做点什么？就像下面这个广州学而优书店的创办人陈定方女士所说的：

@学而优陈定方 ： #何去何从我的书店#几点意见：1，国家尽快制定图书销售定价制法律；2，对书店税收先征后返；3，将国家投入到建设新的社区书店及图书馆的资金调配一部分到现有的书体书店来，因为这些书店已经是现存的社区书店，能够为一般的人民群众提供基本的阅读需求，他们只是需要一些帮助而不需要国家全部投入。

陈女士在这里提出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是希望国家控制图书市场的定价。其背后的理由陈女士没有讲出来，但明摆着，是因为网络书店的成本控制能力太强，导致实体书店的原有利润空间得到很大的挤压。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一个关于价格管制的经济学问题。我不是经济学专家，但就我所了解的经济学原理来说，这样的国家管制是无效率的。当然，这个问题和我们这里的讨论相关度不大，不再展开。

第二点和第三点则与我们的问题直接相关，陈女士要求国家给予经济政策上的倾斜，首先是税收上的优惠，其次是经济上的补助。同样，在经济学上，这样的方案会带来很多的潜在困扰：例如，资源配置的信号会被打乱，国家投入图书馆的钱来资助书店会不会导致书店的无效增长，在民众不需要读书的社区会一下涌现很多的书店？或者，最后书店会不会成为避税跟洗钱的场所，因为这里开发票不用缴纳税款？

我们也暂时回避这些问题，而集中到以下这个政治理论问题上：国家应当以公共财政来支持民营书店吗？ Read more »

向各位读者致歉，好久没有更新Blog。因为过去的一年多写论文、毕业、找工作一系列的事情把让忙得没有时间打理这个网站。现在一切都暂时地安顿下来了，我也可以继续在网络上发一些东西了。

来到厦大之后，我和其他几位厦大法学院的青年教师发起了一个学术交流活动：跨学科青年工作坊。工作坊秉持平等、开放、理性和自由的学术批评精神，拟延请院内外、校内外的青年同道以各种方式开展学术上的对话和交流。我们将继续把这个工作持续下去，以在厦大法学院营建一个青年学者交流的开放平台。

下面是参与工作坊的法理学硕士研究生侯秀如同学写的通讯：

11月25日晚，法学院第一期跨学科青年工作坊在C419会议室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郭春镇副教授主讲，魏磊杰老师主持，刘连泰教授、王凌皞老师担任评议人。这是法学院跨学科青年工作坊举办的第一次学术活动，主持人魏磊杰老师首先介绍了跨学科青年工作坊的宗旨、活动内容和参与形式。工作坊由法学院几位年轻教师发起，定期举办学术交流，每次活动将邀请不同学科的老师或同学主讲，师生就沙龙主题平等、自由地参与发言和讨论。跨学科工作坊强调多学科的交叉视野，旨在打破学科藩篱，消除师生之间的隔阂，为法学院同学老师提供一个畅所欲言、思想交流的学术平台。

本次工作坊先由法学院郭春镇副教授作题为《法律父爱主义的正当性探析》的学术报告。郭老师首先提出法律父爱主义的内涵及其在现代法治国家背景下的正当性问题，然后从功效主义、自由的促进和共同善三个维度分别论述了法律父爱主义的正当性，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法律父爱主义的主体、范围和程度。郭老师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温和、审慎的父爱主义能够提升人性尊严、实现人的基本权利，因而是正当的。评议阶段，各位老师充分发挥学术批评的精神，对郭老师的文章展开了建设性的批评。刘连泰老师从生活中的父爱入手，重点指出文章的三种论证角度本该有其适用的具体领域和限度，但在郭老师的报告中过于宽泛，分析性有待进一步完善。第二位评议的王凌皞老师站在自由至上主义的角度回应了郭老师的观点，具体分析了其中几个父爱主义的例子，并在总体上批评父爱主义的缺陷在于国家的父爱式价值排序排除了“个人的观点”。李琦老师则从哲学高度反思如何运用传统资源论证法律父爱主义，并以此指向中国实践。各位老师智慧而不失幽默、严谨而不乏活泼的评议让各位同学受益匪浅。

自由发言阶段，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下，来自不同专业的老师和学生们都争相提出问题并发表见解，对该主题进行热烈而深入的讨论。最后由王凌皞和魏磊杰老师作发言，总结了此次沙龙在组织和形式上的成功和不足，并希望在后续的活动中能够进一步完善和改进。法学院跨学科青年工作坊第一次学术沙龙到此圆满结束。